盛唐时期，三彩工艺明显进步，在器型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俑。这时的三彩釉色润莹，赋彩自然，采用混釉技法，器皿多为内外满釉，色彩有绿、黄、白、蓝、黑等，有的一色单用，有的多色搭配使用。上釉前先挂一层化妆土，然后再一步一步挂上各种色釉以实现其造型和装饰的整体效果；装饰手法除了刻花、印花外，还广泛使用堆贴和捏塑；装饰内容丰富多彩，花鸟走兽无所不包。

这一时期的人俑塑造，风格比较明显。一改魏、晋时期秀骨清相的作风，女俑丰满富态，男俑英武得体，形象生动，体现出生活中的情景。唐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加强了对外贸易，海路贸易也日见频繁。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印证了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原一带生活，他们多从事商业和艺术活动。经常可以见到胡人牵着骆驼，背负着丝绸等货物，形象极其生动。在伊朗、伊拉克、埃及、俄罗斯以及印尼、日本等国家都发现了大量唐三彩器，说明唐代对外出口贸易的发达

邛窑青釉褐彩四系罐，唐，高18.2厘米，口径9.8厘米，底径9.2厘米。罐直口微撇，丰肩，肩以下渐收，平底。肩部置四系。通体内外施清灰色釉，外壁施釉不及底，口部及四系处涂以酱色釉斑。此罐为四川邛窑产品。

五代时期 (公元907到979年)：

唐代的繁荣最终被唐未的藩镇割据所打破，五代十国则是这种割据局面的延续，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持续五十三年，先后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史家称为五代。然而此时五代，也并非统一的中国，其间战乱频仍，山河破裂，约有十国之多，吴、南唐、闽、前蜀、南汉、北汉、吴越、楚、南平相继出现。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有进步之势，这大概与当时帝王的爱好有很大关系，其中最有影响者为吴越的秘色瓷和后周的柴窑。

秘色瓷：

对于秘色瓷的“秘色”，陶瓷史学界一直有很大争议，至今尚无定论。常见的解释有三：一是作“秘密”解释，这种解释来于宋人，认为吴越国的越窑青瓷**朝廷使用，百姓不得占边，二是青瓷釉色之一种；三作“希奇”之意，为“碧色”的误传而来。从目前见到的所谓秘色瓷来看，其胎质呈灰白色，釉质如脂似玉，清澈碧绿，造型典雅、凝重，可以看出制造者绝对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创造才能。秘色瓷代表了晚唐至五代制瓷工艺的最高成就。五代越窑的窑址仍在浙江上林湖地区，而且更广泛地延至上虞、勤县、临海等地区。所制器物总体上继承了晚唐风格，其装饰手法趋于多样化，使唐代单纯追求釉面效果向包括刻花、印花、堆塑、釉下彩等多样手法转化。

柴窑：

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个著名品种为柴窑，相传是五代周世宗（名柴荣）时所烧造，窑址在郑州。但迄今尚未发现窑址，真正的柴窑器为何种相貌也众说不一。后人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来描术柴窑器的特征。据明代文献记载，当时宫廷中所收藏的珍贵瓷器，把柴窑器推放首位，可见其艺术价值之高。

青釉夹耳盖罐，通高18.6厘米，口径7.2厘米，足径8.2厘米。罐直口，丰肩，肩以下渐敛，圈足，盖平顶直口。罐里外满施青釉，釉色莹润，开细小纹片。此罐是广州石马村南汉墓出土的4件夹耳罐之一。此种夹耳罐的设计取自南方木桶式样，极为别致。罐肩部两侧分别立起一对带孔的方形系，盖的两侧亦有凸出一带孔的长形片，罐盖合时，盖上伸出的带孔的长方形片夹于肩上双系空隙处，一端可系绳作轴，另一端可开启。与此相同造型的夹耳罐不仅在浙江越窑及湖南长沙窑的制品中有发现，而且长沙五代墓葬的随葬品中也有出土，可见这种夹耳罐在五代时期的江南地区十分流行。

越窑青釉刻莲花纹盒，五代，通高4.8厘米，口径8.8厘米，足径5.4厘米。盒直口，外撇圈足。盒盖面坦平，直口。盖面刻花，中心为一莲蓬，外环莲瓣一周，盖边与盒底中腰各有弦纹一道，盒里外及足内满釉，釉呈青黄色。五代时期的越窑质地细腻，胎体轻薄，釉面光滑，造型趋于秀美，刻花技法更加成熟。这件越窑刻花盒为五代时的瓷器精品，器物施满釉，釉薄而均，明显与唐代越窑不同。五代时期，更多注重花纹装饰，刻花、印花、划花技术发展到了高度成熟的阶段。装饰题材进一步拓宽，人物、鸟兽、花草一应俱全，其莲瓣纹是越窑瓷器装饰中最具代表性的纹饰，莲瓣宽厚肥硕，有的花瓣中还有脉络，花瓣层次重叠者居多，单层者较少。此盒所刻莲瓣线条圆润，刀工犀利，技艺娴熟，富有真实感，显示出越窑装饰的发展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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